花城人去空蕭索,春夢遶胡沙。家山何處,忍聽羌笛,吹徹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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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形、小庙以及民宅
略知日本古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一千多年前的扶桑岛上,曾经有个极力仿照大唐二京而设计建造的城市,她就是今天日本古城“京都”的前身“平安京”。公元794年,平安京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桓武天皇一方面怀着对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唐王朝首都的仰慕之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削弱平成京(奈良)旧贵族和僧侣的势利。于是在多种局势因素的触动下,一个崭新的都城或时代就此拉开帷幕。大和民族最为华丽璀璨的王朝时代-“平安时代”自此登上历史的舞台,直至公元1192年镰仓幕府的建立。
历史上的“唐风”对古日本的影响可谓深远又深刻。京都的规划完全采用大唐首都长安以及陪都洛阳的格局进行设计,城中一条朱雀大道将全城分为东西二京。东京又称“长安京”,西京又称“洛阳京”,由此亦可见当时日本大和一族对中原文化的极慕之心。稍有遗憾的是,桓武天皇的建都以及征夷计划因为他的驾崩而不得已搁置。东部“长安京”区域内有大部分的低洼地带尚未来得及完成其原定的工程计划,于是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洛阳京”成了当时京都人主要的生活区域。也正是因为这个道理,至今在京都仍旧会常常听见“洛中洛外”的说法,而京都城的简称自然也就延用了“洛”字。
在中原大地由于一次次的农民暴 乱以及军阀战争使得伟大的长安城和洛阳城遭到灭顶性的破坏时,那个完全仿照下来的平安京却因为日本人值得钦佩的民族性格而被小心翼翼地保护了下来。虽然说,在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应仁/文明之乱以及十八世纪的三把大火都对京都古城的原貌造成极大的改观,但是这样的改观大多仅仅体现在外在的城市风貌之上,京都人内在的精神性格则更多地通过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对风俗传统的呵护,以及对现代文明的取舍而体现出来。可以这么来评说,京都是如今这个世界上最懂得如何去平衡不同来源、不同时代文明的东方城市。在京都,即可以亲身体验到一千多年以前流传至今,原汁原味的唐土古韵;同时也可以即时享受到现代科技给都市生活带来的便利;即可以随处发现西方文明在千年古都所留下的诸多不可磨灭的影响;也可以深深感受到一种最为地道的大和民族固有的民族个性特色。京都就这样被京都人,日本人,甚至是外国人(如中国的梁思成先生)全心全力的爱护着,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历史中一个令人感动的奇迹。我是如此欣慰,尘世间尚有一个这样的奇迹,能让自己如此为之沉迷。
整个大和民族的根,深深地扎在京洛城中,而京洛城光辉灿烂的文明则是得益于那个一百多年间的遣唐时代。诸多学者、僧侣以及官吏将高度发达的大唐文化带回日本,其中包括了制度、经济、文字、诗歌、宗教、绘画、工艺、贸易、农业、甚至军事等方方面面一切。在遣唐时代结束之后,基于大唐文明的“大和文明”开始得到全面的发展,如平/片假名的出现,倭绘的流行,以及和歌、物语文学的成熟等。然而民族文化的兴起,并没有使得今天的日本人如韩国人那样无耻的否定甚至夺取中原文明的成果。相反的,日本人却还是带着一份感恩的心,一如既往地把早已在九州大地销声匿迹的李唐遗存细心保留着。宫廷的唐乐、教府的唐学、街坊的唐门、宅府的唐绘、寺院的唐塑、装饰的唐纹。。。人在京都,其实真正令自己能够作为大唐天朝的后人而感到无上的骄傲。
李唐之后,中原对日本的影响一点点地开始减少。赵宋王朝对东瀛之国的最大影响主要体现在宗教之上,尤其是禅宗一脉,其淡泊宁静、简约自省的哲学精神与大和民族固有的审美观进行结合,继而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平安王族绚丽华艳的艺术品味。水墨画、枯山水以及追求自然情趣的茶陶艺术,都得乎于禅宗学识在贵族以及武士阶层的普及。许多在中原王朝并没有得到重视的禅宗艺术家的作品,却远渡重洋来得日本获得至高的成就地位,譬如梁楷、牧溪的减笔画,又如寺院道观的道释画。元朝之后,中原文人士族们随意率性的文艺创造态度多多少少给唐宋时期所形成的高度文明带来负面影响。而海之彼岸的那个小岛上,面对中原改朝换代所带来的新兴文明,开始明显抱有“择选”的态度。粗卑的农民政权以及落后的游牧政权基本被无视,即便此时中原王朝的些许精彩与出色依旧受到岛国的尊重。再往后的事情不多提了。落后便得挨打,这个世道难容弱者的生存,自古便是如此的现实。当了一辈子老大哥的民族在自我糟践的堕落中被身边的小弟狠狠地扇了一巴掌。这血淋淋的一巴掌打断了一千多年的连襟之谊,一衣带水的美好也成了上古时期的神话。
一口气说了这么许多,仿佛意犹未尽。坦率而言,别人如何看待我对日本的态度,那是别人的事情。正如我之前说过,我不喜欢干涉别人的一切,别人也不用来对我指指点点。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选择。我的选择亦是这世间一切优秀的,美好的,出色的,漂亮的东西。至于其他的,或加以“择选”或直接无视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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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ざくら霞の间よりほのかにも见てし人こそ恋しかりけれ
(樱霞烂漫依稀见,金风玉露似重逢 - 怀宋堂译)

接下去短短的几天或许会成为自己一辈子不会忘记的日子,十数年的心愿突然间即将成真,抑不住的欢喜此时即使没有显现于色,然而眼望窗外那阴郁的春寒之气也一时间变得无足轻重了起来。
很庆幸这个世界上,尚有一处小小的角落会让自己深深地体会到一种命世观念的共鸣以及文化喜好的归属感。只是还有一丝遗憾,遗憾这个小小的角落却处于异国他乡,兼还是一个彼我怀着世仇的地方。前几日和公司里一个美籍华裔聊起一些这方面的想法,明显地感觉到即使是源自一族的同胞都不太明白,为什么如今的许多中国人,处世待人会带着强烈的双重标准。对己方一套评价标准,对彼方则是另一套。小到行商交友,大到天下历史,多是如此。同样一个错误发生在自己身上或是不治之罪,若发生在别人身上便是不容易被淡忘的。仿佛原谅自己很应当,原谅别人却很难,我自己身上也多多少少存有这种弊病。这种情况会不会源自对错误的认识?或许我们太过习惯性地冒出回避责任的意识,连开口一句“歉意”似乎也成了丧尽颜面的事情。譬如我曾经在人行道上被自行车撞到,率先被责问为什么走路不看路,然后肇事之人迅速地扬长而去,我的腿上则留下淤血一道,至今留有疤痕。
似乎有些扯远了,旅行前又何必念着这些,实在煞风景!其实,我这个人总是会对一切美丽的事物不由自主地发出由衷地赞叹,并期望着,也会努力着让自己有朝一日也会如他那样精彩出色。这种性格会令自己活得十分辛苦,可是我从来没有对自己的付出有过任何悔意。我为自己骄傲着,因为我终不会枉活这一辈子。我也为世间一切美好骄傲着,因为我相信世间即使如此“无常”,然而那些美丽的事物绝不会因为时间、战争、革命、民族的冲突以及宗教的隔阂而被抹杀。一如那“世仇”之邦的京奈双城从来都是我心目中一道不灭的唐风宋景,以前是,以后永远都是。
“想那山野间,春天的樱花已然盛开,林间的霞光隐隐约约。君是金风,我似玉露,昔日未曾谋面。不知今日一见,竟仿佛三生有约。。。”
明日,我将随着这曲和歌,启程往心目中的曼殊胜地欢喜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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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人告诉我,那年邓小平访日,皇室接待时安排了一出特殊的节目。宫廷乐师们穿着由唐代朝服所演变而成的平安宫装,正襟危坐,原汁原味地演奏了早已在中原大陆失传了一千多年的唐人古曲《龟兹乐》。当时不知道邓小平是怎么一个情绪,到是我听闻了这个故事后,不禁再一次感叹日本人对人类文化遗产的态度。这千多年以来,似乎总是这么认真地坚持、努力地去爱护。
记得有一次看文章,看到这几行字。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日本学者说道,“在中国人不断脱去自己身上的衣服,换上新奇古怪的新装时,至少日本人还穿有这么一件旧衣裳。虽然这件旧衣裳是问人家借来的,但穿在身上时,总是那么体贴温暖又舒坦。”
自己若不爱惜自己的东西,别人拿去珍惜起来,发扬起来,并占为己有,却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我们对此,应该是反省多过于责难。
其实,日本及日本人身上真的有许多令现代中国人应该反过来学习的优秀之处。有句“子曰”怎么说的,我不记得原话是什么了,唯记得大概的意思是说,“只有敢于正视自己身上的弱点,才会使自己知道明天应该如何去改正提高,去让自己变得更加出色、更为精彩。”这句话一直被刻在心头,已成为我更加努力的动力,难道不是这样的么?
2009年,我们一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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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在欧洲曾经有过一次对东方文化的调查活动,最终获得最受西方欢迎的艺术流派是日本的“浮世绘”,其次亦为日本的“琳派绘画”。(由此也侧面反映出这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对自己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是多么薄弱!)浮世绘虽然被谓为土生土长的日本艺术,但熟悉中国绘画的人都不难看出其与中国明清之际“春画”之间的渊源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春宫图多多少少影响了日本江户时期民间的“俗画”,最终促成了日本浮世绘的流传及发展。至于浮世绘传到西方后,对西画“印象派”的影响又是后话,不在此次我想述及的内容中,便不多作赘言了。
至于琳派,想必多数中国人应该比较陌生。数十年间的隔阂,使得国人对日本国的认识仅停留在战争时期,一叶障目,无视余他,其也难免。连我自己认识琳派,也只是差不多去年的这个时候。朋友自日本带回来的一本画册,我惊讶的发现原来近代日本的绘画竟也达到了如此高度的成就。故此,早年我对近代东方无画可观的想法自被推翻。
“琳派”指的是以尾形光琳为代表而展开的一种艺术风格形式,巧用金银云母的炫目光泽以及“溜込”(与岭南画派的撞粉撞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特殊技法来营造一种看似拙然天工,又不失精微刻画的独特魅力。然而,尾形光琳并不是琳派的开山立派之人。早在17世纪,京都的商人表屋宗达和本阿弥光悦两个人,一人用调和了胶水的金银粉作画,另一人则将优美的和歌书写其上,创造出别开生面的,极具日式情趣的装饰性作品。此外,表屋宗达还将来自于遥远时代的平安古风,用富有江户时代精神的,鲜艳华丽的色彩重新演绎。这一崭新的尝试,如文艺复兴般的春风,一改桃山时代以来日渐颓废守旧的狩野风气,为世人所称道赞许。不过,宗达所开创的艺术风格并没有在他有生之年得以发扬壮大,真正使得琳派成为日本美术史的近代绝唱(我认为琳派之后,日本传统绘画和中国国画一样,由于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和侵蚀,再无有民族性的开创),还是少不得尾形光琳这样的一代大师。
“琳派”的琳,便是取自大师的名字,由此可见尾形光琳于开宗立派中所起的作用。光琳曾投狩野派的山本素轩学绘画,受到传统书画艺能教养的熏陶极深。但他接触表屋宗达的绘画后,则立刻为其所吸引,并全副身心地投入研学和广大。光琳曾一丝不苟地临摹宗达的作品,比如那幅著名的“风神雷神图屏风”,并毫不掩饰地表示自己对宗达原作的倾心与敬仰。自光琳之后,经过渡边始兴、深江芦舟、立林何帛、表屋宗理和酒井抱一等无数后代名匠的进一步完善和提高,琳派最终得以征服了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欧洲人。而这却是中国文人字画等,至今都不可能指望达到的目标。
美丽的事物总能给人以愉悦,不以民族为界,不受仇恨所伤,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增益已所不能。从日本人身上,我欣赏并接受这样一种优良的品质,继而希望日后得以为本族的“传统优美”锦上点花。
随后我所贴出的所有册页,基于自己对传统画艺的浅薄认识,并将琳派的装饰韵味融合为一,是这几个月以来自己一个人反复又执意的揣摩和学习。所绘凡十数页,最终会从中挑选出十二页来装裱成册。册名将题为“一花一世界”,源自佛经中“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的般若智慧,个中奥义,善者自明。这是自己入年以来书画不缀而小有成就的一件事情,当自酬数杯以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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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道一叶梧桐落,长街繁花已见空。今天早上推开窗子,一阵凉意袭面而来,果然是入秋了。
想简单说说篇头的那张图片,多多少少也与自己的情绪有关。
日本的能剧和他的歌舞伎,与中国的京剧和昆剧一样都是非物质世界文化遗产。能剧源于古代舞蹈戏剧形式和12世纪至13世纪在日本的神社和寺院举行的各种节庆戏剧。然而,我们却可以从能剧的表现形式当中寻找出一些来自中国唐代艺术的蛛丝马迹。能剧由于在日本一直受到较为妥善的保护和发展,因此行至今日,他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听见看见的最为古老的古典剧种。
能剧不同于狂言,或歌舞伎主要服务于世俗平民社会。他更多的是带着伦理警世的态度,以贵族式的诗歌散文体裁,向古往今来的观众诉说着一个又一个凄凉悲惨的故事。故事中的许多角色,充满着人性当中的阴暗面,或因爱生恨,或喜极而悲,在生杀死怨的因果中,似乎谁都没有绝对的对或者错。这相较于中国偏好才子佳人的传统戏剧,有更多揭露社会问题的内容出现。
如同中国的京剧脸谱一样,能剧有他特有的艺术衍生物 --“能面”,也就是片头图片中的那张面具。能面依据戏剧中角色的需要,大致分为神,鬼,男,女,狂五种。我所借用的是张“般若”面,便是那些因受委屈而死,却带着无尽的伤仇怨恨留在这个人间,不愿成佛的女鬼们。
我读了许多流传于日本民间的“怪谈”,其中有不少说及这些令人折腕痛惜的可怜女子。所谓人心中存有多少执念,天底下就有多少这样的鬼。因此,每当我看着能剧中的“般若”面,总不免引申自叹一句:原不该入世为人,本不该入世为我,错不该入世为G。
“花の色はうつりにけりな いたづらにわが身世にふる ながめせしまに”
“般若面”一侧的诗句是日本平安时期的女歌人,时称六歌仙之一的“小野小町”的一首和歌。小野小町生于809年,精通歌舞、琴书二道,天资聪颖,美丽异常。在日本,小野小町历来和传闻中东渡日本避难的“杨玉环”有着一样的盛名,只是似乎小野小町的文采要比杨贵妇更胜一酬。
那句和歌翻译成现代日语就是“花は色褪せてしまったなあ。我が身を徒(いたずら)にこの世に置き、むなしく時を経るばかりの、物思いをしていた間――空からは春の長雨が降り続けていた、その間に。”
而直译成中文便是:我正静静想着自己如今也如花色一样开始变得容颜衰老,一个人寂寞地活在这个人世间,精神上无所寄托的时候,天空中开始落下了绵绵无尽的春雨。。。
传言,小野小町曾在京都宫中从事,一直思念着家乡。36岁时候离开宫中,回乡筑庵居住。那时,有一个叫深草少将的人爱慕小野的才貌,留书以表达情意。小野也许是为了考验深草用情是否会长久,于是对他说,如果他每天在河堤上种一株芍药,种满百株后则接受他的爱意。然而,似乎美丽的故事终归注定将有个悲剧的结尾。当深草在种第一百株芍药的时候,不幸跌落河中淹死。事后,小野满怀悲痛地安葬了其遗骨,并一个人度过余生。据说小野的晚景堪哀,沦为老丑之乞丐。
“花色销残容颜老,余生徒然淫雨中”,谁又何尝不是。
记得尚武者如三岛由纪夫,曾经指责“和歌”过于迤逦柔美;然而尚文者如我这样,却喜欢吟诵着古老的“和歌”,一如执迷于我的两宋长短句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