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考古挖掘出的石窟殘像，依稀可見當年龜茲貴族的摸樣）

這是一段被我忽略了數十年的歷史，一個經歷了一千多年風風雨雨正瀕臨消亡的璀璨文明。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她相容並收了這個世界上來自東方和西方兩大文明世界截然不同的文化，同時又將印度大陸善於思判，長於想像的學術成果發揚光大。如果沒有她，不可想像今天的世界文明又會成為什麼模樣。一說是，當年的絲綢之路成就了偉大的東西方文明也不為過。因為正是這條聯繫著東西方世界的系帶，讓西方人獲得了東方人的智慧學問，讓東方人瞭解了西方人的開拓精神。而處於這條道路必經之處所誕生龜茲文明，即使時至今日只剩下一抔黃土，然而她對今天文明世界，尤其是藝術界所帶來的影響已深入根髓。儘管歲月遷化，而這樣影響則永遠生生不息。

在航海技術不發達的日子裡，人類不同世界之間的交流主要以陸路為主。西域是東西兩個世界之間的緩衝之地，而其中的絲綢之路更是亞歐大陸上的動脈，隨著一千多年的人類活動，漸漸成為世界文明發展的一個主軸。歷史上，華夏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希臘文明、中亞文明在這裡交匯；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及薩滿教都對這裡的生活產生過重大影響。就是處在這樣特殊的地理環境之中，龜茲人博納眾長、彙聚百川，創造出了璀璨的龜茲文明。

（庫車清真寺，西域的蒙古人自14世紀開始摧殘佛教，至今600餘年。但就文明貢獻而言，伊斯蘭教給西域地區帶來的文化輝煌遠遠不及佛教所帶來的億萬分之一）

龜茲是西域“三十六國”中最大的城邦之一，處在西域的中心位置。今天西域範圍內阿克蘇的庫車、阿克蘇、拜城、新和、沙雅、輪台以及庫爾勒的部分地區，曾經都是龜茲國的疆域。其勢力鼎盛時，甚至還包括阿瓦提、溫宿、巴楚，並穿過塔克拉瑪幹大沙漠到達于田、和田、莎車、喀什一帶。龜茲古國，相對於那些曇花一現的西域諸國，她的富庶繁華，人煙鼎盛差不多維持了近千年的時光，即使有時候她並不是作為獨立政權的存在，即使有時候她只是作為強大勢力的附庸角色，然而都不曾削弱一絲她作為西域政治經濟文化重心作用的角色。唐顯慶三年，鑒於龜茲在西域軍政事務中日顯突出的重要戰略地位，將安西都護府從高昌遷移於此。從此龜茲有了大唐作為支撐和後盾，步入了一個更加穩定繁榮的時期。

音樂，舞蹈、壁畫、雕塑、宗教學術等文化成就成為龜茲文化流傳至今的代表，而今天這些文明產物的影響並不僅僅局限於大陸，甚至飄江過海，遠渡重洋。早在北魏大將呂光伐龜茲後，將一批龜茲藝人帶回中原，即揭開了龜茲文明東傳的樂章。後至隋煬帝時代，龜茲音樂家白明達被皇帝封為樂正，隋煬帝寫詞，他配曲調，創作了《萬歲樂》、《鬥百草》、《長樂花》、《十二時》等。西元六世紀，龜茲藝人蘇抵婆將“五旦七聲”和琵琶技藝帶入內地，給中原的音樂理論和器樂演奏注入了全然不同于中原文化的新的活力。從隋朝七部樂到唐朝十部樂的“坐部伎”、“立部伎”，龜茲樂一直在隋唐音樂中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唐代大詩人元稹《連昌宮詞》曰：“逡巡大遍涼州徹，色色龜茲轟錄續。”

同樣，中原文化也影響著龜茲。漢宣帝元康元年，龜茲王絳賓攜烏孫公主去長安朝賀,漢宣帝賜“車騎旗鼓”，歌吹等數十人。絳賓回龜茲後“治宮室，作徼道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以吸收漢朝的禮樂制度為榮。　　

龜茲舞樂中最為著名的如《胡旋舞》、《獅子舞》、《鼓舞》等，從漢家詩篇中常有聽聞，可見當年其於中土流傳之廣。《胡旋舞》最早源於中亞地區，其特點不過一“旋”字，飛速旋轉的舞蹈場面在今天的新疆舞蹈中隨處可見；至於《獅子舞》則是由天竺、波斯等國傳入並有龜茲人加以改進。獅子是龜茲一族崇拜的動物，用以表示不可侵犯的王權，因此獅子舞所表達的舞樂精神充滿著龜茲人的信仰意志，表達出濃郁的民族內涵；《鼓舞》等舞樂自龜茲流傳入內地後，經過不斷的改造最終沉澱在漢族和其他民族的舞蹈形式中，今天慢慢已經成為各地節慶期間不可缺少的表演內容。

（偉大的先師，佛學家、哲學家、翻譯家鳩摩羅什大和上）

以佛教為題材的龜茲石窟壁畫藝術，是我此次旅行觀摩的重點。西域地區是最早接受印度佛教外傳的地區之一，也是佛教傳入中土的前頭堡，在文明傳播的過程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早在西元一世紀，印度的佛教開始陸續傳入西域，自此佛教特有的石窟壁畫藝術也在龜茲安了家。今天分佈在拜城、庫車深山幽谷中的眾多石窟寺遺址就是當年龜茲處於鼎盛時期所誕生的佛教建築、雕塑、壁畫的標誌，流傳至今最早的遺存已有近二千的時光，這是中國最早的石窟遺址。早期壁畫大多數繪畫大多構圖於菱形格之中，這是龜茲石窟壁畫有別於國內其它石窟壁畫藝術最為顯著特點。

由於早期佛教尚處於小乘階段，因此西域壁畫的內容大都是佛祖本生相關的因緣故事、說法圖和涅槃圖。也正是處於佛教早期階段，印度文明的痕跡和特徵尚未淡化，中土儒家文明的影響尚未凸顯，因此在西域地區，或是說龜茲地區的宗教題材壁畫中常常出現許多人體內容。此外，一些來自古希臘的神話故事與傳說，比如人面鳥獸的金翅膀等等也時常出現在石窟壁畫的圖面上。十四世紀由伊斯蘭宗教暴徒所發動的所謂“聖戰”幾乎摧毀了西域地區所有石窟中的造像以及大多數壁畫，然而根據近代的考古挖掘所發現的造像殘跡，龜茲造像的形式以及繪塑手法具有顯著的“犍陀羅”風格。龜茲工匠將印度石窟的凹凸法與中原地區的線條畫結合起來，使得壁畫更加流暢豐富，筆法更加細膩、栩栩如生。可以說，龜茲佛教造像和壁畫藝術甚至在某些領域已超過了古希臘藝術與古印度藝術。

居於絲綢之路的要衝，龜茲古國在罕見的歷史文明聚集融合的文化背景下，造就了絢麗璀璨的龜茲文化。我們今天可能再也看不到龜茲古國的風俗人情，然而料誰也割不斷跟她之間的絲絲聯繫。文明是什麼？文明是人們創造出來讓人們享受的一切。因此每當我們看，我們想，我們唱，我們吃，我們只要還在享受著生命的每一刻幸福，這其中必然有龜茲人留給我們的文明痕跡。

（克孜爾石窟外的風光，見證了近兩千年以來文明的滄海桑田）

(附圖為天山大峽谷，實際上是在龜茲境內。然而我們在輪台未作逗留，沒啥好寫的。天山大峽谷的阿艾石窟已禁止遊客參觀，這光禿禿的一堆石頭對我而言也沒啥好寫的。故勉強捏合一塊兒，且作敷衍。）

輪台，舊稱侖台，消亡得過早，以至於關於他的文字記載比尉犁更加稀見。據《史記》和《漢書》的記載，漢太初元年至三年，漢武帝為了與匈奴一決雌雄，派李廣利兩次討伐大宛國。在第二次遠征途中，李廣利經過侖台城。因侖台城閉關據守，且拒絕提供糧草，被李廣利一怒之下攻破城池，縱火焚燒。自此之後侖台從歷史的舞臺上消失，留下的只是在今天輪台鎮東南20多公里的紅柳從中一片荒涼殘破的故城遺址。兩千多年間，漢人對西域的記載中再未出現“輪台國”，僅以“故輪台”一詞稱呼這片地方。

所謂西域三十六國或五十余國的“國”，早先大多僅是指駐紮在西域地區的部落或城邦，以綠洲為中心的群居組織，充其量也只是當時漢人的“縣、鄉、村”而已。漢人因封建制的概念成形較早，因此史書上也習慣性地將這些生產力落後、人口不足、疆域狹小的群落稱之為“國”。這些“國”中，除個別幾個大部落或城邦之外，許多小國根本不具備宗族、禮法、軍隊、官僚等系統組態，因此完全不是現今意義上的國家。

在西域地區烽火連天，兵戎不斷的歷史中，侖頭城的焚毀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件。在漢朝與匈奴、唐朝與突厥爭奪西域的大局勢下，任何依附外夷或內夏，或以對方為敵的西域城邦都會受到懲罰。

我們在輪台並沒有駐紮，車子一溜煙地過去了，往庫車也就是當年的龜茲國都而去。然而當天一行人並沒有在庫車留宿，急忙忙地看過克孜爾石窟後又趕往天山峽谷。龜茲，相對之前所提及的西域諸國，可謂名聞遐邇。並不僅是因為疆域遼闊，更重要的是龜茲對中原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的影響不可不謂源遠流長。直至今天，我們的舞蹈中依舊可見龜茲人的情趣，我們的音樂中依舊可見龜茲人的旋律，我們的宗教造像中依舊少不了的是龜茲藝術的裝飾元素，等等如是，舉不勝數。故此來西域卻錯過龜茲，的確是不應該的事情，至少對我而言是這樣。所以當此次旅行的夥伴們踏上返途時，我又重新折回龜茲，用了一天多的時間將其境內主要的遺址慢慢細看一遍，雖然遠遠不足自己所期望的那樣，仍然收穫頗豐。

我想，對於龜茲古國，我應該好好寫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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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斯騰湖西南，漢書載有國名尉犁：“王治尉犁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裡。戶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尉犁候、安世候、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南也鄯善、且末接。”

尉犁，後世又名"羅布淖爾"，源于“羅布泊”，今天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簡稱巴州）即為當年尉犁國疆域所在區域。我隨意在網上搜羅了一下，沒有太多有關尉犁國的史料。可能相對龜茲、高昌、烏孫這些西域大國而言，尉犁實在是小得不值一提吧。我們的行程並沒有在焉耆和尉犁境內久留，焉耆的博斯騰湖之後，便於尉犁的胡楊林中稍作遊覽。

胡楊林，一想到那株株生長于荒漠，淩沙暴狂風而不畏的氣勢，總覺得會是彪悍的代言形象。然而當我們真正跑到胡楊林的公園內，才發現彪悍的主角原來不是胡楊，而是如蝗蟲一般鋪天蓋地而來的。。。蚊子。如果不是親歷，無論如何你都不會想像得出，當一大片蚊蟲圍著你團旋，日照下仿佛像是菩薩身後的頭光、背光一樣又何等壯觀！隔著外套，都能把你叮咬出幾個包來，這不是彪悍又是什麼？帶著帽子、圍著圍巾、墨鏡、手套、長袖衣衫一樣不少，不得已而裸露的肌膚上“蚊不叮、清涼油、驅蚊水“層層塗抹，然而天氣又是那麼熱，日頭又是那麼曬，可想而知這樣的胡楊林實在令人有多掃興。

我們這幾個人可能是胡楊林土著蚊蟲眼中，2011年最後一頓豐盛的宴席吧。

焉耆國舊為西域重鎮，三十六國之一，最早為月氏人所佔據。西元前2世紀，月氏人不敵匈奴人，遂放棄河西及西域地區，轉徙中東，卻留下了“葡萄美酒夜光杯”，留下了“回雪飄飄轉蓬舞”，留下了“赤汗微生白雪毛”，還留下了“胭脂淚，留人醉”。這片國土也曾魚鹽蒲葦豐饒饒，稻粟麥牧俱收，佛教藝術燦爛輝煌。。。不過時至今日，這些都成了史書上的文字。至少在我隨著玄奘的腳印進入焉耆境內，入目之處山林荒涼，黃沙遍地，找不見《大唐西域記》中泉水溪流交織如帶，四季氣候溫和，舒暢宜人的景色。更是找不見寺宇10余座，僧徒二千余人的佛國氣象。如果不是“七格星明屋”所留下的一些痕跡，我幾乎不敢相信這片遼闊蒼涼的土地上，曾經也有文明的輝煌。

遺憾的是出於旅行時間的考慮，加之同行的人對遺址並不十分感興趣，所以我們此行並沒有特意繞道“七格星”，這處遺址或許這輩子都與我無緣了。從資料上大致瞭解到“七格星”始建於南北朝時期，留存到今天的大多是唐至元的建築。從這一點可以推斷出，“七格星”並不是焉耆人所留下的遺址。並且，遺址內南、北兩個大型寺院群落以及附屬建築與車師高昌一樣，皆毀於14世紀伊斯蘭人的入侵。至於漢代焉耆國的都城——員渠城遺址，也就是唐代焉耆都護府治所，我們此行也錯過了。

去庫爾勒的路上，我們轉去了博斯騰湖，據說這就是中土神話中的西海。該湖又名巴喀刺赤海，《漢書•西域傳》中的“焉耆近海”、《水經注》的“敦薨浦”，均指此湖。站在湖邊可以望見遠處的天山雪山山脈，藍天白雲下平湖山色，茂盛的蘆葦叢隨風搖擺，一簇簇紅柳點綴在青黃相暈的草叢中，倒也似一幅油畫，令人心曠神怡。這裡的風光雖然遠遠不及喀納斯湖的靜逸標緻，然而卻有另一種豁達開朗的情懷。

依據傳說當地所產的良馬“龍駒”，是博斯騰湖龍王三個兒子的後代。三位龍太子為救蒼生黎民，降雨天下，得罪玉帝，遂被罰馬身。（我很好奇為啥民間傳說中的惡人不是玉帝就是王母？但是道觀中香火供奉的主尊又少不了他們兩個。呵呵）大家都知道自古西域產好馬，漢人為得到西域的寶馬良駒，甚至不惜動用武力。今天，馬作為交通工具的功用已十分弱化，然而在西域的山道間，依舊可以看見策馬揚鞭的胡人氣銳馳騁。久居城市，一年中別說騎馬，連馬的影子都未必看到一次。所以對馬這種牲畜，又好奇又有些害怕。當然我們騎的馬絕對不會是什麼“龍駒”，個子不高，鬃毛披頭散髮，渾身散著臭氣仿佛投胎之日起就沒洗過澡，跑起來竟然三步一個屁。坦率說，“英姿”兩個字絕對跟這種馬沒有一絲關係。然而就算是這樣，一群人騎上馬嘻嘻哈哈，興奮得滴溜起來，馬兒順勢向前一路小跑，身後留下一片笑聲。

這天下午當一行人到達庫爾勒市時，時日尚早，我便一個人出發尋找博物館。可惜的是，庫爾勒博物館新館尚在籌備中，白跑一次。不得已之下聽從出租司機的建議，前往鐵門關，一個對我而言其實完全不值一趟的地方。

《水經注》一書中稱鐵門關所在的峽谷為“鐵門關”，後人則叫它"遮留穀"。此處關隘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關旁絕壁上尚還留有"襟山帶河"四字隸書。史載西漢張騫銜命出使西域曾路經鐵門關。唐人岑參登鐵門關也曾賦詩一首："鐵關天西涯，極目少行客，關旁一小吏，終日對石壁，橋跨千仞危，路盤兩崖窄。試登西樓望，一望頭欲白"。今天的鐵門關已經不再是扼守南北疆咽喉的要道了，關下的河流已建成水庫，因此許多舊有的遺址或消失或改建，不復當年。司機問我要不要上山一探關隘，我想到以前在大陸旅行所遭遇的無數次失望，搖頭放棄。車子順著孔雀河的河道蜿蜒而進，兩邊盡是不長一樹一木的黃土山。當我這個江南人得知這個山谷在夏季是當地人最喜歡來的避暑勝地時，不禁失笑。真也難怪古人但凡到了江南，則再也不會想回到西域去了。

西元前60年（西漢神爵二年），漢朝設置西域都護，在焉耆西南的烏壘城駐紮軍隊，監視、保護絲綢之路北道的各國。

東漢初年，焉耆被莎車國征服，淪為莎車國的附屬國。

西元75年（東漢明帝永平十八年），焉耆國被匈奴的殘餘勢力征服。

西元127年（東漢順帝永建二年），漢軍攻入焉耆，焉耆王元孟遣子入東漢為質，表示歸順。

西元448年（北魏太平真君九年），焉耆被北魏軍打敗，北魏在此設鎮管轄。不久，焉耆先後被柔然、高車控制，又被嚈噠（yàn dā）破滅。後來，焉耆龍姓王族重新執政，焉耆國重新振興。　　

西元692年（大周武后長壽元年），武則天把焉耆確立為安西都護府下麵的四鎮之一。

西元755年～762年安史之亂後， 吐蕃攻佔焉耆。不久，焉耆又歸屬漠北回鶻汗國。回鶻汗國崩潰後，回鶻人進入焉耆國，焉耆龍姓王朝終結。

13世紀末，回鶻人的畏兀兒王國滅亡，焉耆也不復以國的形式存在了。

高昌故城 複製

行腳匆匆，這次我們的旅行並沒有在高昌國駐足。雖然只是路過，但是交河城自車師國被北涼滅後即歸高昌統領，因此一定意義上我們也跟高昌古國多少也有了一些交集。

高昌地處玉門關外，歸屬西域卻是地道的漢文化主導區。西元一世紀由西漢李廣利屯田築城，設立高昌壁，車師國之後高昌更是成為了吐魯番區域的政治文化中心。正如前文所述，劉漢與匈奴人的爭端使得車師國背負上反復小人的惡名，同樣李唐與突厥人的戰爭也使得處於夾縫中的高昌人左右為難。這樣的一種痛苦，在中土內亂不堪的南北朝時期並不突出，然而隨著隋唐大一統，西北遊牧民族與中土農業帝國為爭奪生存資源而展開的爭鬥複又拉開帷幕。偏巧這個時候，麴氏高昌不幸地登上了歷史舞臺。

麴氏，本為金城（今蘭州）的漢族。祖先為漢代尚書令鞠譚，大約于西漢王莽時期遷往今天的吐魯番地區。西元460年，兵敗中原的北涼殘餘勢力剛剛把車師國給滅了，還沒在高昌站穩腳跟，旋即又被柔然攻破。柔然立闞氏為高昌國主，高昌始立國。闞氏高昌內部的權利鬥爭非常激烈，不過二十餘年便亡於敕勒族的兵馬之下。隨後張氏、馬氏的高昌國都不過曇花一現，史書上也未著太多筆墨，倒是原本長吏出身的麴氏高昌盤踞一方近一個半世紀的時間。

伯孜克裡克石窟（自公元5世紀始，開鑿千年，14世紀毀於伊斯蘭教入侵）

據史書載，南朝劉宋永光元年，前廢帝劉子業殺新安王劉子鸞，劉子鸞當時只有10歲，聽到聖旨後悲憤地對左右侍從說：“願後身不再生帝王家！”無獨有偶，20多年以後，劉宋的末代皇帝順帝劉准被殺之前，又說出了“願生生世世再不生於帝王家”的話。所以，每當我看到歷史上那些不得善終的帝者王侯，都不免念及於此。當年高昌國傳位至麴文泰，不知他是否也曾說過類似的話，可惜史官不錄，我們也無從得知了。

夾縫中麴文泰的處境雖然艱難，然而篤信釋教的他在即位三年後便與中國佛教史上名聲遐邇的玄奘法師有過一段令人傾羨的交往。對於此事，歷來文字多有著墨，包括玄奘法師自己的遊記中也有記載。

石窟殘存壁畫（伊斯蘭人留在壁畫上的爪痕歷歷在目）

唐貞觀年間，佛教經過數個世紀的對外傳播，整個西域地區或興或衰所留下的宗教中心仍不下十數個，其中一個即高昌國。上至王侯下至平民，無一不崇法無一不禮佛，據說高昌國並不遼闊的境域內，每一百個人就擁有一座寺院，可見當年盛況。一直遺憾國內缺少高僧大德的麴文泰，在得知玄奘西行至伊吾國後，立刻派人前往迎接，並親率皇親國戚，文武百官於官道兩側擎燭恭立。玄奘到達後，麴文泰每日禮請上座為大眾論經說法。且，每次都是自己親執香爐引路，並不惜身份尊貴，跪伏於地，請玄奘踏背登臺。日日如此，毫不厭倦，極為虔誠。為了能夠留下玄奘，麴文泰數番表示，甚至結義嫁女，不惜任何代價。然而玄奘去意已決，求法心誠，最後以絕食明志，終得麴文泰的理解和支持。

玄奘繼續西行之前仍為高昌大眾講經一月，並承諾自己返途之時必于高昌國中傳法三年。麴文泰與玄奘法師結為兄弟，並提供了侍從財物等大量物資，以及告請西域諸國給予通行方便的書信。這一切使得玄奘在中亞地區的旅行順利了許多，以至於三年後，即西元630年全身到達印度那爛陀寺學習。

被盜取德國的說法圖，可能已毀於二戰。石窟中尚有這樣的整幅壁畫數幅，文革期間被泥灰水覆蓋污染，至今無法修復）

“決交河之水比澤非多，舉蔥嶺之山方恩豈重”，這是玄奘寫給麴文泰的話。知恩圖報，若無當年資助之舉，玄奘西行求法的壯志或許未酬也未必。西元644年，歸途中的玄奘法師打算原路返回中土，途徑高昌時可以履行當年許下說法三年的諾言。然而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就在四年前麴文泰因受突厥人的挾持，出兵襲擊焉耆、伊吾，並且拒絕了唐太宗招撫的要求。唐朝的軍隊迅速出兵平定高昌，設立安西都護府，而麴文泰則鬱病而終。高昌王死了，繼而高昌國也謝幕了。玄奘法師的心情想必是複雜的，一個是自己祖國外交利益的得；一個是有恩於自己，助其實現夙願的結拜兄弟的失，表達任何一種心情都是困難的。或許，只有兀自黯然。

玄奘于舒沙國中向高昌國的方向拜了三拜，遙遙祭告麴文泰在天之靈。高昌國說法三年的事情無須再提了，然而玄奘法師將餘生所有的歲月都投入到佛教文明的傳播和弘揚之上，在我看來也算是對麴文泰當年資助供養之恩的回禮。只是這樣一種回禮並不只是給了麴文泰而已，而是回向至往時今生來世的一切芸芸眾生。這是一種大乘精神的體現。故，表相看麴文泰雖無善終，其實卻是功德無量的。

善哉！善哉！

吐峪溝石窟壁畫 複製品（吐峪溝被伊斯蘭入侵后，因歷史上有來自中東的聖徒埋葬在當地，如今已成為伊斯蘭教的聖地。故此吐峪溝的佛教遺存也破壞慘重，所剩至今的何其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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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
行人刁鬥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歷史，很多時候過於現實。所謂弱肉強食，成王敗寇的一場場遊戲中，從來都不缺勝利者的笑容。至於那些被擊滅的，被消亡的，被失敗的結局中，不會有太多的人去記得奄奄一息中的兩行淚水。正如今日，在每一個旭日高升的豔陽天，多少遊客在歷史傳記的引導下，再一次來到這座早已被廢棄的城池“交河”，所聽見的都只是曾經“旌旗十萬兵馬疾，捷報千里振漢風”的故事。然而，當年處於漢匈之間左右為難的車師人，什麼樣的憐憫都沒有得到，只有一個很不光彩的“朝秦暮楚”的名聲。

“設身處地”四個字，寫起來很容易，做起來卻未必。不過當我們真正懂得這四個字的意義之後，或許也同樣是一種菩薩功德吧。基於這樣一種看法，再翻開歷史篇章，有心回避了那些強勢力量鬥爭得失之間津津樂道的記載。也就在這個時候，一種處於真正火線上無辜者的呻吟聲聲入耳，或許並不那麼清楚，卻很真實。而這一種聲音才是歷史能夠帶給我們的，最令人感動的這一份沉重。

從西元前108年西漢"屯戍"開始，西漢五爭、東漢三爭的戰役只是一個粗略的記載，直至北涼於西元450滅車師國，廢都城併入高昌之間的五百餘年間，到底車師國人承受了多少顛沛戰禍，流離失所的痛苦，漢家的史官們惜墨如金，少見記錄，匈奴人則更是不屑一顧。將心比心而言，求生欲望人皆有之。只是為了活下去，我們又能用什麼樣的措辭去指摘這樣一種困境之中的人民，乃至他們的國王得所作所為呢？所以，當我真正邁入交河故城這座廢城遺址，我不需要多聽別人再來告訴我那些書本字面上的故事，我也不需要別人再來指點我這一處那一處典故。於城中，我只想踩著前人的腳印避開喧囂，心揣著一份敬緬，“設身處地”地走街串巷，思量著一份早已消失在歷史長河中的車師人的感受。

夕陽下的故城，顯得愈發沉重起來。身後的團隊遊客早已被領隊帶走，只剩下我們幾個四處遊蕩，其中有人卻只是擺弄著手中的相機。我沿著考古挖掘修整後的城中道路慢慢走入歷史，轉步殘破牆垣間，街巷依舊縱橫交織，院落分明。散落一地的碎陶破瓦，分不清是何年何月，我拾了幾片起來看了一會兒又放了回去。早年在甘肅鎖陽城，帶了幾片唐人黑陶殘片回來作留念，但後來覺得自己這樣做並不應該。這些殘物留在原址既是歷史的見證，帶回來裝裱成框也說不出什麼意義。再說了，我家也不是博物館。因此，放下手頭的遺物，繼續往城中走去，我的目標是故城北郊的龐大的寺院遺址。

北郊集中著大大小小數個寺院遺址，寺院區占地達數千平米，前部為庭院，後部為佛殿，並有東北小佛寺，兩側為僧房。寺院占地的地勢明顯比普通居住區要抬高許多，更加說明了曾經的車師國（或說是後期的高昌國），佛教作為國教，乃是精神生活的中心。寺院區的北部仍舊能夠清晰地看到一座金剛寶座塔的殘跡及其塔林。有兩個遊客攀上主塔四處張望，從文物保護角度出發他們是破壞，從宗教信仰角度出發他們是褻瀆。而對於今天中國人這些類似的行為，還能多說什麼好呢？

金剛寶座塔，為佛教密宗的印度式佛塔，屬於佛教發展後期出現的一種宗教建築，代表著一種宗教世界觀，是曼陀羅的立體展現。目前國內留存的十幾座金剛寶座塔大多為明清遺存，中古文物中石雕和金銀器也有若干發現。今天我在古老的交河城中親見了高昌時期的金剛寶座塔，雖然風侵日蝕，早不復當年威嚴壯觀，但其中所代表的宗教意義依舊神聖不容侵犯。至少，再我的眼中即是如此。

暮色中的故城，偌大一座城池，看不見多少人影，沒有水沒有綠色沒有色彩。星點潦草的幾簇紅柳，是荒城古道邊僅有的生氣。想當年這一處連綿的戰火硝煙，自然資源的匱乏，河水枯竭，最終人去城空，今天也只剩朔風酷日成了主宰。入目四處皆是慘然剝蝕的頹牆，各有姿態，仿佛歷史一刻的定格，有如蒼茫遠眺的守士，有如蹙眉低首的老者……如有人問什麼叫"世事滄桑"？我想就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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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載西域三十六國，只是一個非常籠統的稱呼。西域此處所謂“國”實在有些勉強，畢竟能夠像車師國那樣群落而居，並留下一個壯觀的“交河城”的並不多見。多數那些所謂“國”，尤其是西域不見經傳的小國，基本上都是隨畜逐水草而居的遊牧部落而已。譬如“且彌國”，沒有太多的文字記錄，沒有可靠的人文遺跡，沒有可信的傳話留言，只有漢家史書上寥寥數位，記錄著今日烏市的周邊域內，曾經流浪著一支或幾支數百乃至數千人的人馬。他們之間或有血緣關係，卻因為爭奪戈壁灘上珍貴的綠洲資源而互相不停征戰。或許是命運殘酷的安排，出現在西域這片土地上的人們，註定歷盡磨難卻難以善終。高昌、龜茲、烏孫、匈奴等這樣的大國最終都被西域的風沙所吞沒，更何況且彌這樣不足千人的小部落？

“且彌”分“東且彌”與“西且彌”，漢時又稱“且末”。依據僅有的史書記載加以推測，東且彌大致的活動範圍應該在今天的呼圖壁縣境內，而西且彌大致的活動範圍應該在今日呼圖壁縣以西的位置。我們今日已無法去確認這樣的範圍究竟有多大，只能大致的猜定，此次旅行自烏市出發向東往吐魯番去的一路上，西且彌的國王曾治于大穀之中，“逐水草，頗田作”，建立了一個以畜牧業為主的半遊牧行國。至於東且彌國，也只能大致的猜定，此次旅行自庫車返還烏市的一路上，經天山大小龍池，過鐵力買提冰大阪，至巴音布魯克大草原及其北向的土地，應該就是東且彌國曾經逐草而居的地方。

歷史，對於且彌這樣的部落而言，顯然是無足輕重的。他們來到這個世界上，沒有帶來什麼，也沒有留下什麼，最終消失于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中，或是族與族之間的融合後。聽說，西且彌國的國王姓“龍”，倒也有趣，與我或說多少有些緣分吧。只不過，這個姓氏應該只是漢家人的聽譯。“姓”這個玩意兒，是農業文明發展到高度時期後，社會結構對族群血統概念的產物。上古時期的遊牧部落，又哪裡會需要“姓”這個對他們來說毫無意義的東西呢？

就這樣，我們的旅行即是從昔日且彌族曾經活動過的這片區域中出發，向東而去，前往舊日的車師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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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疆的陌生，不僅僅來於遙遠，更多的原因還是源自自己對伊斯蘭極端性信仰的一種根深蒂固的抵觸。因此，雖然很多時候也有很多人會跟我說起那一處有多美麗精彩或有多與眾不同，自己則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深受佛教影響範圍的那些地方。

去敦煌的那一年，在莫高窟跟講解員坐著聊了很多。在她的提醒下，突然激起我對西域石窟的興趣來。敦煌諸石窟固然是精彩的，然而這一種精彩究竟是如何誕生的？從哪裡傳來的？而那些久遠的傳說軼聞又如何成為壁上這一片色彩？到底是誰創造了這一切？等等如是疑問，講解員對我說：你應該繼續向西去，敦煌不應該是你追尋佛跡的終點，反而應該是你的起點。

這一晃又是三年，期間漢傳東傳南傳藏傳之處，俱一禮至，對新疆那一處似乎還是不甚關注。直至某一天突然有人對我說：想不想跟我們去新疆走一圈？這才心生一念，覺得自己應該是時候策馬胡天，西出玉門了。

坦白說，自己並不喜歡“新疆”這個稱呼。1757年，乾隆平定伊斯蘭大小和卓的叛亂後，始稱“新疆”，意於“新的疆域”。這一個“新”字，二百多年以來多少次被用作叛亂的藉口，以至於很多人都快忘記漢唐“西域都護府”“安西都護府”“北庭都護府”曾經對該地區名正言順的統治。所以，我更樂意用“西域”這個名稱。西域，意於“西部疆域”，理所當然的率土之濱。

此次的行程用去近兩個星期的時間。大致走過了西域（此處及下文僅指目前新疆境內的西域概念，不包括被清廷以及共產政權割讓放棄的土地）中部以及北部地方。古有西域三十六國，這只是泛泛而言。隨著朝代替更，權勢轉手，西域留給今天的國名或地名眾多，其中有許多從地域概念上來看是重疊交替的，許多依舊存在，更有許多早已消失了。我們這次所經停得地方，牽涉到的古名則有“且彌、車師、高昌、焉耆、尉犁、輪台、龜茲、烏孫和匈奴”。我的行記，也將隨著舊去的那些興衰榮枯而逐字展開。

如果沿著絲綢之路而行，所見所到之處的人文風光相對北疆而言要豐富精彩得多。而對於一個喜歡山水徒步的人來說，北疆或許能夠讓他留下更深的印象。或許西域的精彩正是如此，多文化交融匯合的土地上衍生出豐富多彩的人文景觀的同時，自然造化的精妙之處一樣令人目不暇接。今天，西域留給我們的遺憾仍然太多，西人的盜掠、宗教的衝突、戰爭的摧毀、愚昧的破壞，尤其在伊斯蘭勢力侵入西域之後的八百年間，劫難綿綿不絕。不過即便如此，所剩下的那些星火之光依舊璀璨奪目，以至於我今日坐在案前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心情並不僅僅只是對那些逝去光輝的不舍，更還有對這些僅存燦爛的慶倖與歡喜。

旅行是從一個舊時被叫做“迪化”的地方開始的。雖然這裡號稱有1300多年的歷史，但很長一段時間內迪化只是遊牧民族的一個聚集地，沒有城也沒有市。乾隆平定回亂之後，將西域的行政軍事中心從伊犁遷往迪化，築城擴市，從此迪化逐漸發展成西域的中心。督撫內遷的決策得以更加容易地監控西域各部落，然而卻削弱了中央政府對伊犁以東疆域的控制，埋下了日後喪權失土的隱患。

今天的迪化改回蒙古語“烏市”，一派現代城市的景色，在城中也實在找不見什麼地方可以去，除了博物館和大巴紮以外，無甚了了。去西域前，頻頻有人關照要處處小心，所以自己一個人出門的時候也特別注意，只去人多的地方。坐著車到處尋找“絲綢之路博物館”、“和闐玉博物館”、“西域民俗博物館”，都未能如願。至於省博，談不出好壞。對於一個初入西域的人來說，省博的內容是有價值的。然而對於一個期望能夠深入瞭解這片地區廣博悠久的文化的人而言，省博所提供的內容實在有些愧對西域170萬平方公里內數千年所走過的盛衰興亡。

每一次的旅行，當自己走在前人的足跡上，即使身隔千年，即使滄海桑田，也總是一廂情願地設身處地，假想一種精神上的回歸。正如，當我立於昭怙厘大寺（蘇巴什佛寺）遺址間，仿佛感通神受一般覺得自己與先哲們同在一般。我的旅行，所記錄的也正是這一種心情。追昔懷古，在某些人看來是不足取的，或有一種厭世的心態。不過對我而言並非如此，卻是一種內心自在的享受。

在我看來，人世間的造化有兩種，天作與人為。

我的眼睛會讚美這個世界上所有出類拔萃的事物，不論是上天陰陽自然，或是人間陶冶巧工。正是春天，又臨夏暑，頃刻秋霜，逡巡冬雪，四季幻化中的溪山雲水，無盡美妙總是費盡措辭也不足夠稱許。所以我的確十分慶倖自己能擁有這樣那樣的條件，得以遊山玩水，自在四方。每一次的長途旅行，其實並不輕鬆，至少早起晚睡，爬山涉水，十分考驗人的體力，比上班勞作更加辛苦。然而旅行的過程中，精神上卻獲得最愜意的放鬆和滿足。這些年來，就是這一種旅行途中的得得失失，一直支持著我的信念，讓我即使面對想都不曾想過的一些非常遭遇，都可以堅持去面對。直至我到了納木錯，我這才發現其實旅途過程中，並不一定好山好水就是好心好情。天底下，總有那麼個例外，不容你涵蓋。

在拉薩的數日，高反都不甚嚴重。最多只是走兩步歇口氣，慢悠悠的節奏倒真的十分切合我對旅行的期望。早年去亞丁和稻城的一路上，六千多米的埡口也翻過，只是覺得整個人暈暈得不知所以，並沒有覺得有任何肉體上的苦痛。然而，不過是四千多米的納木錯，卻讓我真真實實滴體驗到這種痛不欲生的感受。事後我曾經總結過：也許是自己看慣納木錯一道風景之後，坐著與人閒聊說話，呼吸放緩以至於最終導致嚴重缺氧。如果我隨著大家慢慢走個坡，大口喘上一會兒，可能就會好些吧。頭痛欲裂的那幾個小時中，根本多少心思去欣賞高原湖泊與雪山的壯闊巍峨。人倒在車上，頭死死磕在硬板上，嘴上不停念著般若波羅蜜多陀羅尼。一直念到落日餘暉染紅了整個天際，我們的越野車在夕陽的映襯下離去之時，才慢慢地感覺到自己仿佛從地獄又回到了人間。

如果今天你問我納木錯的風景如何？我一定回答說，不知道。相機中的幾張照片仿佛見過，又仿佛沒有。湖邊呆了差不多一個下午，而自己幾乎一直瀕於崩潰的邊緣，身邊若有人說話都令自己恨不得上前掐住他那張嘴，哪還有心思去一覽湖山之美？所以，自然的造化固然精彩，有時候卻不是人人都有這個福分去欣賞的。

同上理，人為的造化一樣會非常精彩，有時候卻也不是人人都有這個福氣看得到的。

當自己旅行到一個新的地方或城市，博物館常常是我第一個選擇去的地方。幾個小時的博物館之行，可以讓你在餘後幾天的旅行中，對這個地區的方方面面都會有更形象的認識，不僅僅是走馬觀花。當然了，人各所好。有些人對那些經過人力的事物並不熱衷，卻更樂意去欣賞天工造化。對此我不存任何異議，只是我從來都相信“人事可補天工之不足”的一個道理。因此對於這兩種造化，我則更偏好人事多些。

拉薩博物館並不如我所期望得那樣精彩，不過依然看到不少巧奪天工的器物。那些曾經擺放在各處寺院殿堂的宗教器物，則更是我留戀往返，遲遲不肯離去的所在。或許這些造像經文繪畫，離開了各自的道場之後便喪失了其所代表的宗教意義，僅剩下了藝術上的造詣成就。然而也就是在博物館中，我可以比較系統的學習到這些宗教藝術品背後的那些知識，諸如器物製造材料，時代特徵，風格比較等等。這些知識，在今天寺院中的那些修行者通常是給不了太多答案的。畢竟，如今寺院中的修行者，有幾個能如舊時那樣，集哲學家、道德家、藝術家、鑒賞家、文學家、翻譯家、醫學家等等各種才藝為一身？所以反過來想想，這或許也是漢傳佛教愈顯頹敗的悲哀之一吧。

藝術，跟人事是不可分離存在的一種關係。沒有人工，就沒有藝術的概念。同時，藝術又是一種僅為上層建築服務的事物。如果沒有上層建築對藝術的需求和推動，則一樣會沒有藝術的概念。（以自己的觀念來說，我並不認同“民間藝術”這個說法。在民間多為“風俗產物”，有趣有價值但未必精彩。若非經過高水準的技法進行提煉和加工，則不足以稱之為藝術。）這個與藝術息息相關的“上層建築”，即是指宗教和皇權二者。我們今天在博物館中看到的那些極盡人工，美輪美奐，無以倫比的藝術品，又有哪件不是供奉於宗教或是皇權呢？

遺憾的是，今朝的天下，權貴階層雖然還是存在，然而宗教和皇權所代表的貴族文化精神早已衰敗或消亡了。竊以為，這或許也是今天這片土地上，鮮有傑出藝術家或是一代文化宗師出現的原因。所以物以稀為貴，我常在博物館中留戀往返，不僅僅只是留戀那些器物所帶給我的感官享受，同時也是在緬懷這片土地上曾經出現過的輝煌燦爛，曾經顯露出的不可一世。或許在某些人看來，我是個莫名其妙，食古不化的懷舊主義者。然而，嚮往並追求美好難道不是任何一個人的共性？即便這一種美好早已成為記憶，即便這一種美好已被世人所否定，所遺忘或推翻。美好終歸是美好，即便僅存於博物館的一個角落，即便走遍山河也難覓一方淨土，即便被野蠻地摧毀或無理地歪曲，美好終歸還是美好。

拉薩之行已過去一年，今天補完這些文字，在我看來其實只是狗尾續貂。很多精彩的瞬間都已留在記憶之中，不知道如何表達為最好。翻開相冊看著照片說話，零零雜雜隨筆也只能話盡於此，足夠了。這一年以來，自己的心境又有許多變化。也罷，這一切皆是造化。

《吉曲邏些 全篇完》

幾乎每個知道西藏的人都知道那兒有座輝煌壯觀的宮殿，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宮殿“布達拉宮”。去過拉薩的人，應該都不會落下這個著名的景點吧，我自然也不可能免俗。然而，我卻不想對這個地方著墨太多。畢竟對這座宮殿來說，從來不缺少溢美之辭。那進進出出，人來人往的熱鬧、那游龍長隊，一票難求的擁擠，足夠說明她在世人心中的分量。

“布達拉”，源自梵文“Mandala”，也就是壇城的意思。故此明白，這座宮殿從起念築建的那一霎那起，便承載的宗教使命。當年的吐蕃王朝時期，布達拉宮並不如今天這般壯觀。貧瘠的高原之地，傾一國之力，用了千多年的時間才慢慢堆飾出今日的風光？至於那些風光背後多少個落寞人間的故事，史籍不載，都隨流水落花去了。政教結合的藏區與中土，一直保持的若即若離的關係。歷代中央政權強勢的時候，彼此宗主和從屬的關係十分明確；然而一旦中土內憂外患之際，藏區的獨立態度毫不加掩飾，甚至出兵反咬。這樣的事件歷史上不乏例舉。出於大一統的目的，歷朝歷代只要雙方疆域接壤，基本上對西藏採取的是綏靖的政策，這其中自然包括對喇嘛教的支持和供養。

然而，這個世界是無常的。

數個世紀所創造出的繁華，可能一夜之間被毀殆盡；無數藝匠所付出的心血，可能一瞬之間化為塵煙。歲月的風雨或許依舊會帶著上天的仁慈，人心的毀損卻充滿著歇斯底里的瘋狂。如果有一天你也如我這樣，冒著跌落的危險爬上錫德林的頹樓，眼前滿是推倒崩塌的牆垣，想著曾經滿壁五彩生輝，四處妙音高誦的神聖殿堂，只如今人去樓毀，一切歸於藍天白雲下的處處山花爛漫，不勝唏噓。

或說布達拉宮是慶倖的。所謂對西藏的“解放”和所謂對文化的“革命”，出於某些殊勝的因緣都未能對其帶來過分的傷害。然而，正如眾生遭遇無一平等的道理一樣，近百年以來西藏各處的人文遺跡，或被外人劫掠、或被軍機轟炸、或被愚民焚砸，今日所剩也不過當年的十之三四而已。錫德林的消失，源於一場不同勢力之間的權利鬥爭。所謂“成王敗寇”，今天的歷史自然以當朝“尊者”的態度來描述，因此歷史真實的一面已經沒有太多人說得清楚。只是可惜了這一片曾經蔚為壯觀的宗教藝術殿堂，作為一場悲劇的見證，過早地走完了“成住壞空”的歷程。

類似于“錫德林”的這場遭遇，不論藏地還是中土，不論毀於自己還是外族，舉不勝數。僅以拉薩來說，四大林（丹傑林、功德林、策墨林和策覺林）備受侵挪，早已不復當年規模；甘丹寺則剛剛從廢墟中逐漸複建起來；大昭寺被一鋸為二的釋尊等身像重新拼合，無人再提。。。當年去亞丁的路上得知，偌大一個稻城縣今天卻只剩一座紮郎寺保留著600年以來的古跡，如是等等，舉不勝數。

有拉薩藏人如此寫道：“我母親曾對我說：有一件事情給我的印象很深。有一天我去你澤仁叔叔家送東西，那是我生了你以後第一次出門。從軍區後門的堯西朗頓家到帕廓街東邊的魯布汽車站，一直到攝影站的一路上，不知道是不是正在抄大昭寺還是抄附近的幾個佛殿，過去放在寺院裡的經書被扔得滿街都是，地上撒滿了經書，一頁頁，比樹葉還多，走在上面發出‘嚓、嚓’的聲響。我心裡還是有點害怕，覺得踩經書是有罪孽的，可是沒辦法呀，地上全是經書沒法不踩上，躲也躲不過。我真不明白，想著人們怎麼連經書都敢踩呀。車也從經書上面碾過，那些經書已經又髒又破。那時候是秋天，風一吹，破碎的經書就和樹葉一起漫天亂飛。

住在帕廓的姑姑心有餘悸地回憶：“每次踩著經書和佛像走路的時候，心裡面的那個害怕啊，實在是說不出來。那時候還把夾經書的木板拿去蓋廁所。那木板上面刻的有經文和佛畫。天哪，在上面拉屎撒尿，罪孽太大了。

許多信教的老年人是那樣地難過，悄悄地歎息，人活這麼大年紀有什麼意思？活的年紀太大了，連菩薩的死都看見了，還有比這更不幸的事情嗎？我小時候的保姆阿佳益西搖著白髮蒼蒼的頭說：“難道不是這樣嗎？文化 大革 命的時候，連菩薩也被整死了……”  ---- 摘自《被塵封的往事》

如果釋尊等身像、宗師金身像都能被玷污摧毀，那被勒令穿上護法法衣遊街的德木活佛，或者是被紅 衛 兵用金剛杵打死的拉尊仁波切，以及如下故事中那個被驅馬活活拖死的老活佛，他們的犧牲或也只能被譽為“殉教“了。

“記得有一次，一位總是沉默寡言的年輕活佛突然對我說起了他前世的遭遇——當然他是聽曾經親歷其境的老人們講的。那是1958年的時候，康區已經在進行“民主改革”，他的前世是當地寺院的主持，也是寧瑪教派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大活佛。那之前，寺院裡已有不少活佛和喇嘛逃走了，許多人都勸他的前世一起跑，但已經60多歲的老活佛不願意。他說我不走，這是我的寺院，我不能走。結果，災難的那一天降臨了。那天，“翻身農奴”在幹部們的帶領下，把這位活佛和寺院中剩下的大喇嘛趕到一個糞坑旁批鬥，又是打，又是罵，沒完沒了。還跳出一個男人，是藏人，竟用木棍挑著糞坑裡的糞便硬是塞入活佛和喇嘛的嘴裡，逼著他們咽下去。又跳出一個女人，也是藏人，不僅如法炮製不說，還騎在老活佛的脖子上，用她骯髒、惡臭的裙子下擺罩住老活佛的頭。

聽到這裡，我不禁落淚。我問眼前這個看上去十分文弱的活佛：“仁波切，那麼你的前世他怎麼辦呢？”活佛淡淡地說，“那有什麼，吃就吃吧。”

雖然他是這麼說的，雖然我也知道，像那位老活佛那樣的大成就者在精神領域中早已超越了這些劫難，可以忍受一切不幸，即使最後被飛馳的馬活活拖死的時候也面帶微笑，而且，那惡魔似的女人，據說不久就吐血而亡，那惡魔似的男人也斜嘴、抽筋而死。然而，我還是忍受不了活佛会遭受這樣的事實。” --- 摘自《被塵封的往事》

當有人沖進家來，搶你的財產，奪你的權利，毀你的屋宇，禁你的信仰，傷你的肉身，殺你的親人，之後還要求你讚揚他的偉大，肯定他的正確，支持他的言行，維護他的權益，你，真的能夠做到麼？即使能夠做到，捫心自問這是人麼？我想如果不是菩薩，那定然就是畜生了。

對於人间那些大是大非，我沒有這個能力和資格去評說。以至於我也不能夠去明白，到底無常是好事，或是不應該的。不管是對於人而言，對於物而言，對於這個娑婆世界的一切而言，我只是希望所有美好的，都能夠永遠。只是相對無常而言，永遠兩個字總是顯得如此不堪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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