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離開高昌繼續西行，不久即走入焉耆國的境內。

焉耆國舊為西域重鎮，三十六國之一，最早為月氏人所佔據。西元前2世紀，月氏人不敵匈奴人，遂放棄河西及西域地區，轉徙中東，卻留下了“葡萄美酒夜光杯”，留下了“回雪飄飄轉蓬舞”，留下了“赤汗微生白雪毛”，還留下了“胭脂淚，留人醉”。這片國土也曾魚鹽蒲葦豐饒饒，稻粟麥牧俱收，佛教藝術燦爛輝煌。。。不過時至今日，這些都成了史書上的文字。至少在我隨著玄奘的腳印進入焉耆境內，入目之處山林荒涼，黃沙遍地，找不見《大唐西域記》中泉水溪流交織如帶，四季氣候溫和，舒暢宜人的景色。更是找不見寺宇10余座，僧徒二千余人的佛國氣象。如果不是“七格星明屋”所留下的一些痕跡，我幾乎不敢相信這片遼闊蒼涼的土地上，曾經也有文明的輝煌。

遺憾的是出於旅行時間的考慮，加之同行的人對遺址並不十分感興趣，所以我們此行並沒有特意繞道“七格星”，這處遺址或許這輩子都與我無緣了。從資料上大致瞭解到“七格星”始建於南北朝時期，留存到今天的大多是唐至元的建築。從這一點可以推斷出，“七格星”並不是焉耆人所留下的遺址。並且，遺址內南、北兩個大型寺院群落以及附屬建築與車師高昌一樣，皆毀於14世紀伊斯蘭人的入侵。至於漢代焉耆國的都城——員渠城遺址，也就是唐代焉耆都護府治所，我們此行也錯過了。

去庫爾勒的路上，我們轉去了博斯騰湖，據說這就是中土神話中的西海。該湖又名巴喀刺赤海，《漢書•西域傳》中的“焉耆近海”、《水經注》的“敦薨浦”，均指此湖。站在湖邊可以望見遠處的天山雪山山脈，藍天白雲下平湖山色，茂盛的蘆葦叢隨風搖擺，一簇簇紅柳點綴在青黃相暈的草叢中，倒也似一幅油畫，令人心曠神怡。這裡的風光雖然遠遠不及喀納斯湖的靜逸標緻，然而卻有另一種豁達開朗的情懷。

依據傳說當地所產的良馬“龍駒”，是博斯騰湖龍王三個兒子的後代。三位龍太子為救蒼生黎民，降雨天下，得罪玉帝，遂被罰馬身。（我很好奇為啥民間傳說中的惡人不是玉帝就是王母？但是道觀中香火供奉的主尊又少不了他們兩個。呵呵）大家都知道自古西域產好馬，漢人為得到西域的寶馬良駒，甚至不惜動用武力。今天，馬作為交通工具的功用已十分弱化，然而在西域的山道間，依舊可以看見策馬揚鞭的胡人氣銳馳騁。久居城市，一年中別說騎馬，連馬的影子都未必看到一次。所以對馬這種牲畜，又好奇又有些害怕。當然我們騎的馬絕對不會是什麼“龍駒”，個子不高，鬃毛披頭散髮，渾身散著臭氣仿佛投胎之日起就沒洗過澡，跑起來竟然三步一個屁。坦率說，“英姿”兩個字絕對跟這種馬沒有一絲關係。然而就算是這樣，一群人騎上馬嘻嘻哈哈，興奮得滴溜起來，馬兒順勢向前一路小跑，身後留下一片笑聲。

這天下午當一行人到達庫爾勒市時，時日尚早，我便一個人出發尋找博物館。可惜的是，庫爾勒博物館新館尚在籌備中，白跑一次。不得已之下聽從出租司機的建議，前往鐵門關，一個對我而言其實完全不值一趟的地方。

《水經注》一書中稱鐵門關所在的峽谷為“鐵門關”，後人則叫它"遮留穀"。此處關隘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關旁絕壁上尚還留有"襟山帶河"四字隸書。史載西漢張騫銜命出使西域曾路經鐵門關。唐人岑參登鐵門關也曾賦詩一首："鐵關天西涯，極目少行客，關旁一小吏，終日對石壁，橋跨千仞危，路盤兩崖窄。試登西樓望，一望頭欲白"。今天的鐵門關已經不再是扼守南北疆咽喉的要道了，關下的河流已建成水庫，因此許多舊有的遺址或消失或改建，不復當年。司機問我要不要上山一探關隘，我想到以前在大陸旅行所遭遇的無數次失望，搖頭放棄。車子順著孔雀河的河道蜿蜒而進，兩邊盡是不長一樹一木的黃土山。當我這個江南人得知這個山谷在夏季是當地人最喜歡來的避暑勝地時，不禁失笑。真也難怪古人但凡到了江南，則再也不會想回到西域去了。

西元前60年（西漢神爵二年），漢朝設置西域都護，在焉耆西南的烏壘城駐紮軍隊，監視、保護絲綢之路北道的各國。

東漢初年，焉耆被莎車國征服，淪為莎車國的附屬國。

西元75年（東漢明帝永平十八年），焉耆國被匈奴的殘餘勢力征服。

西元127年（東漢順帝永建二年），漢軍攻入焉耆，焉耆王元孟遣子入東漢為質，表示歸順。

西元448年（北魏太平真君九年），焉耆被北魏軍打敗，北魏在此設鎮管轄。不久，焉耆先後被柔然、高車控制，又被嚈噠（yàn dā）破滅。後來，焉耆龍姓王族重新執政，焉耆國重新振興。　　

西元692年（大周武后長壽元年），武則天把焉耆確立為安西都護府下麵的四鎮之一。

西元755年～762年安史之亂後， 吐蕃攻佔焉耆。不久，焉耆又歸屬漠北回鶻汗國。回鶻汗國崩潰後，回鶻人進入焉耆國，焉耆龍姓王朝終結。

13世紀末，回鶻人的畏兀兒王國滅亡，焉耆也不復以國的形式存在了。

高昌故城 複製

行腳匆匆，這次我們的旅行並沒有在高昌國駐足。雖然只是路過，但是交河城自車師國被北涼滅後即歸高昌統領，因此一定意義上我們也跟高昌古國多少也有了一些交集。

高昌地處玉門關外，歸屬西域卻是地道的漢文化主導區。西元一世紀由西漢李廣利屯田築城，設立高昌壁，車師國之後高昌更是成為了吐魯番區域的政治文化中心。正如前文所述，劉漢與匈奴人的爭端使得車師國背負上反復小人的惡名，同樣李唐與突厥人的戰爭也使得處於夾縫中的高昌人左右為難。這樣的一種痛苦，在中土內亂不堪的南北朝時期並不突出，然而隨著隋唐大一統，西北遊牧民族與中土農業帝國為爭奪生存資源而展開的爭鬥複又拉開帷幕。偏巧這個時候，麴氏高昌不幸地登上了歷史舞臺。

麴氏，本為金城（今蘭州）的漢族。祖先為漢代尚書令鞠譚，大約于西漢王莽時期遷往今天的吐魯番地區。西元460年，兵敗中原的北涼殘餘勢力剛剛把車師國給滅了，還沒在高昌站穩腳跟，旋即又被柔然攻破。柔然立闞氏為高昌國主，高昌始立國。闞氏高昌內部的權利鬥爭非常激烈，不過二十餘年便亡於敕勒族的兵馬之下。隨後張氏、馬氏的高昌國都不過曇花一現，史書上也未著太多筆墨，倒是原本長吏出身的麴氏高昌盤踞一方近一個半世紀的時間。

伯孜克裡克石窟（自公元5世紀始，開鑿千年，14世紀毀於伊斯蘭教入侵）

據史書載，南朝劉宋永光元年，前廢帝劉子業殺新安王劉子鸞，劉子鸞當時只有10歲，聽到聖旨後悲憤地對左右侍從說：“願後身不再生帝王家！”無獨有偶，20多年以後，劉宋的末代皇帝順帝劉准被殺之前，又說出了“願生生世世再不生於帝王家”的話。所以，每當我看到歷史上那些不得善終的帝者王侯，都不免念及於此。當年高昌國傳位至麴文泰，不知他是否也曾說過類似的話，可惜史官不錄，我們也無從得知了。

夾縫中麴文泰的處境雖然艱難，然而篤信釋教的他在即位三年後便與中國佛教史上名聲遐邇的玄奘法師有過一段令人傾羨的交往。對於此事，歷來文字多有著墨，包括玄奘法師自己的遊記中也有記載。

石窟殘存壁畫（伊斯蘭人留在壁畫上的爪痕歷歷在目）

唐貞觀年間，佛教經過數個世紀的對外傳播，整個西域地區或興或衰所留下的宗教中心仍不下十數個，其中一個即高昌國。上至王侯下至平民，無一不崇法無一不禮佛，據說高昌國並不遼闊的境域內，每一百個人就擁有一座寺院，可見當年盛況。一直遺憾國內缺少高僧大德的麴文泰，在得知玄奘西行至伊吾國後，立刻派人前往迎接，並親率皇親國戚，文武百官於官道兩側擎燭恭立。玄奘到達後，麴文泰每日禮請上座為大眾論經說法。且，每次都是自己親執香爐引路，並不惜身份尊貴，跪伏於地，請玄奘踏背登臺。日日如此，毫不厭倦，極為虔誠。為了能夠留下玄奘，麴文泰數番表示，甚至結義嫁女，不惜任何代價。然而玄奘去意已決，求法心誠，最後以絕食明志，終得麴文泰的理解和支持。

玄奘繼續西行之前仍為高昌大眾講經一月，並承諾自己返途之時必于高昌國中傳法三年。麴文泰與玄奘法師結為兄弟，並提供了侍從財物等大量物資，以及告請西域諸國給予通行方便的書信。這一切使得玄奘在中亞地區的旅行順利了許多，以至於三年後，即西元630年全身到達印度那爛陀寺學習。

被盜取德國的說法圖，可能已毀於二戰。石窟中尚有這樣的整幅壁畫數幅，文革期間被泥灰水覆蓋污染，至今無法修復）

“決交河之水比澤非多，舉蔥嶺之山方恩豈重”，這是玄奘寫給麴文泰的話。知恩圖報，若無當年資助之舉，玄奘西行求法的壯志或許未酬也未必。西元644年，歸途中的玄奘法師打算原路返回中土，途徑高昌時可以履行當年許下說法三年的諾言。然而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就在四年前麴文泰因受突厥人的挾持，出兵襲擊焉耆、伊吾，並且拒絕了唐太宗招撫的要求。唐朝的軍隊迅速出兵平定高昌，設立安西都護府，而麴文泰則鬱病而終。高昌王死了，繼而高昌國也謝幕了。玄奘法師的心情想必是複雜的，一個是自己祖國外交利益的得；一個是有恩於自己，助其實現夙願的結拜兄弟的失，表達任何一種心情都是困難的。或許，只有兀自黯然。

玄奘于舒沙國中向高昌國的方向拜了三拜，遙遙祭告麴文泰在天之靈。高昌國說法三年的事情無須再提了，然而玄奘法師將餘生所有的歲月都投入到佛教文明的傳播和弘揚之上，在我看來也算是對麴文泰當年資助供養之恩的回禮。只是這樣一種回禮並不只是給了麴文泰而已，而是回向至往時今生來世的一切芸芸眾生。這是一種大乘精神的體現。故，表相看麴文泰雖無善終，其實卻是功德無量的。

善哉！善哉！

吐峪溝石窟壁畫 複製品（吐峪溝被伊斯蘭入侵后，因歷史上有來自中東的聖徒埋葬在當地，如今已成為伊斯蘭教的聖地。故此吐峪溝的佛教遺存也破壞慘重，所剩至今的何其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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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
行人刁鬥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歷史，很多時候過於現實。所謂弱肉強食，成王敗寇的一場場遊戲中，從來都不缺勝利者的笑容。至於那些被擊滅的，被消亡的，被失敗的結局中，不會有太多的人去記得奄奄一息中的兩行淚水。正如今日，在每一個旭日高升的豔陽天，多少遊客在歷史傳記的引導下，再一次來到這座早已被廢棄的城池“交河”，所聽見的都只是曾經“旌旗十萬兵馬疾，捷報千里振漢風”的故事。然而，當年處於漢匈之間左右為難的車師人，什麼樣的憐憫都沒有得到，只有一個很不光彩的“朝秦暮楚”的名聲。

“設身處地”四個字，寫起來很容易，做起來卻未必。不過當我們真正懂得這四個字的意義之後，或許也同樣是一種菩薩功德吧。基於這樣一種看法，再翻開歷史篇章，有心回避了那些強勢力量鬥爭得失之間津津樂道的記載。也就在這個時候，一種處於真正火線上無辜者的呻吟聲聲入耳，或許並不那麼清楚，卻很真實。而這一種聲音才是歷史能夠帶給我們的，最令人感動的這一份沉重。

從西元前108年西漢"屯戍"開始，西漢五爭、東漢三爭的戰役只是一個粗略的記載，直至北涼於西元450滅車師國，廢都城併入高昌之間的五百餘年間，到底車師國人承受了多少顛沛戰禍，流離失所的痛苦，漢家的史官們惜墨如金，少見記錄，匈奴人則更是不屑一顧。將心比心而言，求生欲望人皆有之。只是為了活下去，我們又能用什麼樣的措辭去指摘這樣一種困境之中的人民，乃至他們的國王得所作所為呢？所以，當我真正邁入交河故城這座廢城遺址，我不需要多聽別人再來告訴我那些書本字面上的故事，我也不需要別人再來指點我這一處那一處典故。於城中，我只想踩著前人的腳印避開喧囂，心揣著一份敬緬，“設身處地”地走街串巷，思量著一份早已消失在歷史長河中的車師人的感受。

夕陽下的故城，顯得愈發沉重起來。身後的團隊遊客早已被領隊帶走，只剩下我們幾個四處遊蕩，其中有人卻只是擺弄著手中的相機。我沿著考古挖掘修整後的城中道路慢慢走入歷史，轉步殘破牆垣間，街巷依舊縱橫交織，院落分明。散落一地的碎陶破瓦，分不清是何年何月，我拾了幾片起來看了一會兒又放了回去。早年在甘肅鎖陽城，帶了幾片唐人黑陶殘片回來作留念，但後來覺得自己這樣做並不應該。這些殘物留在原址既是歷史的見證，帶回來裝裱成框也說不出什麼意義。再說了，我家也不是博物館。因此，放下手頭的遺物，繼續往城中走去，我的目標是故城北郊的龐大的寺院遺址。

北郊集中著大大小小數個寺院遺址，寺院區占地達數千平米，前部為庭院，後部為佛殿，並有東北小佛寺，兩側為僧房。寺院占地的地勢明顯比普通居住區要抬高許多，更加說明了曾經的車師國（或說是後期的高昌國），佛教作為國教，乃是精神生活的中心。寺院區的北部仍舊能夠清晰地看到一座金剛寶座塔的殘跡及其塔林。有兩個遊客攀上主塔四處張望，從文物保護角度出發他們是破壞，從宗教信仰角度出發他們是褻瀆。而對於今天中國人這些類似的行為，還能多說什麼好呢？

金剛寶座塔，為佛教密宗的印度式佛塔，屬於佛教發展後期出現的一種宗教建築，代表著一種宗教世界觀，是曼陀羅的立體展現。目前國內留存的十幾座金剛寶座塔大多為明清遺存，中古文物中石雕和金銀器也有若干發現。今天我在古老的交河城中親見了高昌時期的金剛寶座塔，雖然風侵日蝕，早不復當年威嚴壯觀，但其中所代表的宗教意義依舊神聖不容侵犯。至少，再我的眼中即是如此。

暮色中的故城，偌大一座城池，看不見多少人影，沒有水沒有綠色沒有色彩。星點潦草的幾簇紅柳，是荒城古道邊僅有的生氣。想當年這一處連綿的戰火硝煙，自然資源的匱乏，河水枯竭，最終人去城空，今天也只剩朔風酷日成了主宰。入目四處皆是慘然剝蝕的頹牆，各有姿態，仿佛歷史一刻的定格，有如蒼茫遠眺的守士，有如蹙眉低首的老者……如有人問什麼叫"世事滄桑"？我想就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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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載西域三十六國，只是一個非常籠統的稱呼。西域此處所謂“國”實在有些勉強，畢竟能夠像車師國那樣群落而居，並留下一個壯觀的“交河城”的並不多見。多數那些所謂“國”，尤其是西域不見經傳的小國，基本上都是隨畜逐水草而居的遊牧部落而已。譬如“且彌國”，沒有太多的文字記錄，沒有可靠的人文遺跡，沒有可信的傳話留言，只有漢家史書上寥寥數位，記錄著今日烏市的周邊域內，曾經流浪著一支或幾支數百乃至數千人的人馬。他們之間或有血緣關係，卻因為爭奪戈壁灘上珍貴的綠洲資源而互相不停征戰。或許是命運殘酷的安排，出現在西域這片土地上的人們，註定歷盡磨難卻難以善終。高昌、龜茲、烏孫、匈奴等這樣的大國最終都被西域的風沙所吞沒，更何況且彌這樣不足千人的小部落？

“且彌”分“東且彌”與“西且彌”，漢時又稱“且末”。依據僅有的史書記載加以推測，東且彌大致的活動範圍應該在今天的呼圖壁縣境內，而西且彌大致的活動範圍應該在今日呼圖壁縣以西的位置。我們今日已無法去確認這樣的範圍究竟有多大，只能大致的猜定，此次旅行自烏市出發向東往吐魯番去的一路上，西且彌的國王曾治于大穀之中，“逐水草，頗田作”，建立了一個以畜牧業為主的半遊牧行國。至於東且彌國，也只能大致的猜定，此次旅行自庫車返還烏市的一路上，經天山大小龍池，過鐵力買提冰大阪，至巴音布魯克大草原及其北向的土地，應該就是東且彌國曾經逐草而居的地方。

歷史，對於且彌這樣的部落而言，顯然是無足輕重的。他們來到這個世界上，沒有帶來什麼，也沒有留下什麼，最終消失于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中，或是族與族之間的融合後。聽說，西且彌國的國王姓“龍”，倒也有趣，與我或說多少有些緣分吧。只不過，這個姓氏應該只是漢家人的聽譯。“姓”這個玩意兒，是農業文明發展到高度時期後，社會結構對族群血統概念的產物。上古時期的遊牧部落，又哪裡會需要“姓”這個對他們來說毫無意義的東西呢？

就這樣，我們的旅行即是從昔日且彌族曾經活動過的這片區域中出發，向東而去，前往舊日的車師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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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疆的陌生，不僅僅來於遙遠，更多的原因還是源自自己對伊斯蘭極端性信仰的一種根深蒂固的抵觸。因此，雖然很多時候也有很多人會跟我說起那一處有多美麗精彩或有多與眾不同，自己則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深受佛教影響範圍的那些地方。

去敦煌的那一年，在莫高窟跟講解員坐著聊了很多。在她的提醒下，突然激起我對西域石窟的興趣來。敦煌諸石窟固然是精彩的，然而這一種精彩究竟是如何誕生的？從哪裡傳來的？而那些久遠的傳說軼聞又如何成為壁上這一片色彩？到底是誰創造了這一切？等等如是疑問，講解員對我說：你應該繼續向西去，敦煌不應該是你追尋佛跡的終點，反而應該是你的起點。

這一晃又是三年，期間漢傳東傳南傳藏傳之處，俱一禮至，對新疆那一處似乎還是不甚關注。直至某一天突然有人對我說：想不想跟我們去新疆走一圈？這才心生一念，覺得自己應該是時候策馬胡天，西出玉門了。

坦白說，自己並不喜歡“新疆”這個稱呼。1757年，乾隆平定伊斯蘭大小和卓的叛亂後，始稱“新疆”，意於“新的疆域”。這一個“新”字，二百多年以來多少次被用作叛亂的藉口，以至於很多人都快忘記漢唐“西域都護府”“安西都護府”“北庭都護府”曾經對該地區名正言順的統治。所以，我更樂意用“西域”這個名稱。西域，意於“西部疆域”，理所當然的率土之濱。

此次的行程用去近兩個星期的時間。大致走過了西域（此處及下文僅指目前新疆境內的西域概念，不包括被清廷以及共產政權割讓放棄的土地）中部以及北部地方。古有西域三十六國，這只是泛泛而言。隨著朝代替更，權勢轉手，西域留給今天的國名或地名眾多，其中有許多從地域概念上來看是重疊交替的，許多依舊存在，更有許多早已消失了。我們這次所經停得地方，牽涉到的古名則有“且彌、車師、高昌、焉耆、尉犁、輪台、龜茲、烏孫和匈奴”。我的行記，也將隨著舊去的那些興衰榮枯而逐字展開。

如果沿著絲綢之路而行，所見所到之處的人文風光相對北疆而言要豐富精彩得多。而對於一個喜歡山水徒步的人來說，北疆或許能夠讓他留下更深的印象。或許西域的精彩正是如此，多文化交融匯合的土地上衍生出豐富多彩的人文景觀的同時，自然造化的精妙之處一樣令人目不暇接。今天，西域留給我們的遺憾仍然太多，西人的盜掠、宗教的衝突、戰爭的摧毀、愚昧的破壞，尤其在伊斯蘭勢力侵入西域之後的八百年間，劫難綿綿不絕。不過即便如此，所剩下的那些星火之光依舊璀璨奪目，以至於我今日坐在案前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心情並不僅僅只是對那些逝去光輝的不舍，更還有對這些僅存燦爛的慶倖與歡喜。

旅行是從一個舊時被叫做“迪化”的地方開始的。雖然這裡號稱有1300多年的歷史，但很長一段時間內迪化只是遊牧民族的一個聚集地，沒有城也沒有市。乾隆平定回亂之後，將西域的行政軍事中心從伊犁遷往迪化，築城擴市，從此迪化逐漸發展成西域的中心。督撫內遷的決策得以更加容易地監控西域各部落，然而卻削弱了中央政府對伊犁以東疆域的控制，埋下了日後喪權失土的隱患。

今天的迪化改回蒙古語“烏市”，一派現代城市的景色，在城中也實在找不見什麼地方可以去，除了博物館和大巴紮以外，無甚了了。去西域前，頻頻有人關照要處處小心，所以自己一個人出門的時候也特別注意，只去人多的地方。坐著車到處尋找“絲綢之路博物館”、“和闐玉博物館”、“西域民俗博物館”，都未能如願。至於省博，談不出好壞。對於一個初入西域的人來說，省博的內容是有價值的。然而對於一個期望能夠深入瞭解這片地區廣博悠久的文化的人而言，省博所提供的內容實在有些愧對西域170萬平方公里內數千年所走過的盛衰興亡。

每一次的旅行，當自己走在前人的足跡上，即使身隔千年，即使滄海桑田，也總是一廂情願地設身處地，假想一種精神上的回歸。正如，當我立於昭怙厘大寺（蘇巴什佛寺）遺址間，仿佛感通神受一般覺得自己與先哲們同在一般。我的旅行，所記錄的也正是這一種心情。追昔懷古，在某些人看來是不足取的，或有一種厭世的心態。不過對我而言並非如此，卻是一種內心自在的享受。